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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何艺术家和批评家相爱相杀?

蔡雨彤 时尚芭莎艺术 2022-03-21


马奈《Music in the Tuileries Garden》,布面油画,76.2×118.1cm,1862年
艺术世界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:艺术家与批评家。他们像极了床头吵架床尾和的情侣,又好似叛逆的少年与操碎了心的师长,在相爱相杀中历经了风格的世变。时至今日,艺术是否还需要艺术批评?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? 

第一幕
🔪🔪🔪

“相杀”


当一年一度的官方艺术沙龙依旧热闹非凡,艺术圈仍沉浸在古典主义的余韵中难以自拔时,敢于冲锋陷阵的马奈(Édouard Manet)喊出了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口号,英国的印象派画家惠斯勒(James Whistler)也不甘示弱,凭借前一天在伦敦大桥上漫步的记忆,创作了《黑与金的夜曲:坠落的烟火》。

惠斯勒《黑与金的夜曲:坠落的烟火》,布面油画,46.6×60.2cm,1862年


在1877年英国的格罗斯威农画展上,观众满怀好奇和诧异地聚集在这幅画前,降低了好几个分贝的议论声不绝于耳,而艺术家本人却不以为然。直到一个洪亮的挑衅声在人群中响起:“惠斯勒先生是在玩弄公众的智商吗?”

艺术批评家詹姆斯·罗斯金

原来是艺术批评家罗斯金(John Ruskin)——在理论界被号称“古怪的激进主义者”,同时也是个拥有极强社会责任感的人,眼里揉不得一粒沙子。

在第一次公开点燃导火索后,罗斯金在报纸上指名道姓地批判了这件“不合时宜”的作品:“一个纨绔子弟,把颜料罐打翻在画布上还要观众支付300英镑,实在是一种欺骗!”

惠斯勒《Nocturne in Blue and Gold Valparaiso Bay》,布面油画,50.1×75.6cm,1866年

毫无疑问,惠斯勒被彻底激怒了,一纸诉状将这位大批评家告上了法庭。这个乏善可陈的案件,不过是一堆文人间充满艺术含金量的口水战罢了,最终以两败俱伤收场:即使妙语连珠的惠斯勒赢得了官司,却因高昂的审判费破产;罗斯金的名声也一落千丈,丢掉了牛津大学教授的职位。

惠斯勒《自画像》,布面油画,38.1×46.3cm,1856-1857年


这只是第一幕“相杀”的第一场好戏。实际上,罗斯金和惠斯勒的冲突源于新旧两种艺术观念:前者主张艺术应顺应大众的审美情趣;后者则坚持艺术要与生活分离——皆有可取之处。也正是因为这场争论,印象派开始崭露头角,他们扛着反叛的大旗,引领了席卷欧洲画坛的视觉语言革命。


莫奈《Women in the Garden》,布面油画,205×255cm,1866年


自此,伴随着现代主义的浪潮,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批评家们愈发举足轻重,几乎在每一场艺术运动中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然而早在一个世纪以前,当启蒙之光照亮艺术世界时,法国思想家狄德罗(Denis Diderot)就踏上了艺术批评的先驱之路。


法国思想家兼艺术批评家狄德罗(左);《百科全书》封面(右)


狄德罗不仅编纂了历史上第一本《百科全书》,还为当时两年一次的法国官方沙龙展撰写评论,运用一定的方法对艺术进行研究。但是这位批评家明显有些偏心,他最为推崇的作品是格勒兹(Jean-Baptiste Greuze)所创作的妻子肖像,因为这位艳丽的画中女郎恰巧是他曾经的情妇。


格勒兹《The White Hat》,布面油画,56.8×46.4cm,1780年


那时,艺术批评家不可避免地会带上时代的偏见、个人的喜恶去看待一件作品。1905年,马蒂斯(Henri Matisse)和一群朋友带着一堆色彩鲜艳、笔触狂放的油画来到了巴黎的秋季沙龙,准备大显身手。


巴黎秋季沙龙,1905年

巴黎秋季沙龙的文献档案,1905年


在官方分配的小展厅里,一件17世纪的多那泰罗样式雕塑还没来得及撤走;此时,一位名叫路易·沃塞(Louis Vauxcelles)的批评家正好经过,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……


马蒂斯《戴帽子的女人》,布面油画,1905年


“上帝啊!多那泰罗就像在一群野兽中!”他惊呼道,咬牙切齿地直摇头,引得一群围观群众蜂拥而至。当大家因面前红绿相间的女人脸而诧异时,野兽主义(Fauvism)悄然诞生了——“这个词好,就用它了!”马蒂斯说道。


安迪·沃霍尔在艺术工厂,上世纪60年代


上世纪60年代,另一位反叛者安迪·沃霍尔(Andy Warhol)在纽约曼哈顿操办起了艺术工厂(Art Factory),与一群非主流艺术家大玩波普艺术(Pop Art),未曾料想到这一切竟引起了批评家克莱门特·格林伯格(Clement Greenberg)的不满。


美国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·格林伯格(左);批评文章《前卫与庸俗》(右)


这位眼光毒辣的批评家,早在1939年发表的《前卫与庸俗》(Avant-Garden and Kitsch)一文中就宣示了自己的立场:“以大众文化为创作源泉的艺术,皆为庸俗艺术。”所以那些现成品拼贴、超市里的康宝浓汤罐、女明星的照片,又怎能入得了他的法眼?


安迪·沃霍尔《布里洛盒子》,1964年


不仅如此,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批评家阿瑟·丹托(Arthur Danto)也发出过类似感叹。1964年,当他在纽约的Stable画廊里闲逛看展时,一件用布里洛肥皂盒堆砌而成装置作品抓住了他的目光。他出于震惊而驻足,不禁对着安迪·沃霍尔的这件“杰作”发出了哀叹:“艺术终结了!”

当阿瑟·丹托遇上安迪·沃霍尔


那么这一场场“相杀”戏码的主人公又作何回应呢?“波普艺术不需要观众有专业知识,每个人都能成为艺术家,我们都能在一刻钟内成名。”安迪·沃霍尔戴上了他那标志性的墨镜,轻描淡写地说。此时的他也正因接二连三的争议成了艺术圈最炙手可热的新星。

艺术家安迪·沃霍尔


当西方艺术界唾液横飞时,中国正历经百年的清王朝统治。受到康熙、乾隆两朝君主的推崇,董其昌成了毋庸置疑的艺坛领袖。为了确立其文化英雄的地位,这位艺术家“兼职”做起了批评家,在理论著作《画禅室随笔》中提出了备受争议的“南北宗论”。


董其昌《高逸图》(局部),纸本水墨,89.5×51.6cm,明末清初


董其昌崇南贬北,他所津津乐道的王维和米芾,都是注重写意大于绘画技法的人;擅画青绿山水的李思训则被他定为“北宗之祖”,诸如马远、夏圭等院画家,就更不受他待见了。

这种有失偏颇的艺术批评,不仅抑制了创新,那些长眠于世还要被后人嚼舌根的前代大师们,更是没有任何上演对手戏的机会。

马远《梅石溪凫图页》,绢本设色,26.7×28.6cm,南宋



第二幕
❤️❤️
 “相爱”

第一幕的“相杀”大戏该收尾了,是时候点燃艺术家与批评家之间爱的火花——1902年夏天,塞尚(Paul Cezaane)独自一人来到了圣维克多山前,试图通过线条和色块将山的结构按照一定秩序呈现出来。

塞尚《圣维克多山》,布面油画,1902-1904年


之后的两年间,他都坚持不懈地探索,直到画中的山由于多视点的处理而“变形”,呈现出了一种几何形抽象的趋势,塞尚才终于停笔。

塞尚《Large Bathers》,布面油画,136×191cm,1900年


在当时不被公众看好的塞尚,反倒备受一位英国艺术批评家的推崇,他就是提出了“有意味的形式”说的克莱夫·贝尔(Clive Bell)。在他看来,塞尚是堪比哥伦布的新形式发现者,摒除了绘画中一切不必要的繁杂细节。


罗杰·弗莱《自画像》,布面油画,1928年


贝尔的支持者批评家兼画家罗杰·弗莱(Roger Fry)随即发表了《后印象派画家》一文,高度肯定塞尚、梵·高等人的价值。“艺术利用自然的再现作为表达的手段,但是再现本身却不是目的,因此不能成为批评的准则。”弗莱一语道破了艺术批评的尺度,塞尚也因此赢得了“现代派之父”的殊荣。


乔治·布拉克《Le Guéridon》,布面油画,41×31.9cm,1911年


深受塞尚影响,天才毕加索成为了现代画坛中最闪亮的星之一。1908年,他和乔治·布拉克(Georges Braque)拿出了一批诸如《亚威农少女》的作品声势浩荡地来到了巴黎的秋季沙龙。


诗人兼艺术批评家阿波利奈尔


就连马蒂斯都忍不住惊叹:“这不过是一些立方体呀!”诗人兼批评家阿波利奈尔(Guillaume Apollinaire)却不假思索地撰文给予支持。第二年,他正式提出了“立体主义”(Cubism)一词,毕加索一炮而红,立体派的名声传遍了整个欧陆。


杰克逊·波洛克《Autumn Rhythm》,266.7×525.8cm,1950年


当格林伯格再三拒绝波普艺术时,却成为了抽象表现主义者的英雄。他认为抽象表现主义者遵循了纯粹的形式主义原则,是不为政治服务的高级艺术。

巴奈特·纽曼《Canto XIV from 18 Cantos》,41.7×34.7cm,1964年

如果没有他义无反顾的支持,杰克逊·波洛克(Jackson Pollock)的行动绘画或许会被当作毫无意义的游戏,也无人能发觉巴奈特·纽曼(Barnett Newman)笔下红色块面的崇高性。

陈师曾《读画图》,纸本设色,87.7×46.6cm,近现代

艺术圈的好戏从未停止,那么在其中是否存在相对客观的艺术批评呢?让我们回溯至中国古代的六朝时期,因“绘画六法”而名声大噪的谢赫早已提交了一份完美的答卷。


苏轼《黄州寒食诗帖》(局部),墨迹素笺本,34.2×18.9cm,北宋


“气韵生动、骨法用笔、应物象形、随类赋彩、经营位置、传移模写。”这六项法则几乎贯穿了中国艺术发展的全部历程,从文人画始祖苏轼到近现代的创新者陈师曾,无不从其中汲取了中国传统美学的价值。



第三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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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艺术是个圈”

艺术真的需要艺术批评吗?或许至此已有了答案。自阿瑟·丹托提出“艺术世界”的概念起,艺术家和批评家就已然成为了“本是同根生,相煎何太急”的共同体。

瓦萨里《意大利艺苑名人传》封面,1550年


正如薄伽丘看到乔托所开创的艺术新纪元;瓦萨里为文艺复兴写下了鸿篇巨制《意大利艺苑名人传》;沃尔夫林将巴洛克艺术推上神坛;本雅明肯定了机械复制时代的摄影艺术;琳达·诺克林之于女性主义艺术的功勋……艺术家给予批评家灵感,批评家则为其点燃火花、戴上光环。

艺术批评家本雅明的法国国家图书馆通行证


在这个剧烈变动、强调个体精神的时代,主观性的束缚又如何能避免得了?正如破坏暗藏于规则之中,艺术家与批评家在矛盾中彼此共生、相互融合,从实践中感知当下,共同推动艺术的发展和文化的建构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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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编辑、文/蔡雨彤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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